卢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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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押(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),又译卢嘉,军人出身,曾在印度阿富汗作战,1885年参加尼罗河远征,担任旅长,因功被封为爵士,后担任北尼日利亚的专员兼总司令。1907年7月,获委任为第十四任港督。1912年2月15日任满离港,转任南、北尼日利亚总督,1914—1919年任全尼日利亚总督。后被英廷加封为终身贵族。1945年逝世。
中文名
卢押
外文名
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
国    籍
英国
出生日期
1858
逝世日期
1945

卢押任内大事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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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押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,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,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。一是中英经过多次协商,终于达成协议,英国减少在港经营鸦片贸易;二是内地辛亥革命爆发;三是香港大学成立。1907年12月,卢押提出创办香港大学,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。四是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。
改善卫生环境
卢押上任前一年,英国卫生部就香港卫生、建筑物条例和卫生部官员的贪污事件完成了一份报告。他上任后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,改组卫生局,由政府委派一位职业行政官负责,取消卫生督察,并招募职员,修订法例,还通过了一些新的法例。这样,香港的卫生环境才见改善。
减少鸦片贸易
卢押当政时,曾掀起一场讨论禁烟的风波。鸦片历来是香港的一项重要税收,1906年鸦片税收高达200余万元。1908年,伦敦禁烟总会认为非禁烟不可,英国议会令卢押查明具报。后通过报纸征询市民意见,西籍人士无一人赞成禁烟。卢押亦同意缓禁。1909年3月1日,港府宣布废除熟泥出口的许可,同时关闭烟馆26家,作为正式禁烟的初步措施。为弥补鸦片税收的损失,宣布开征烟草税、酒税和香水税。
设立香港大学
1907年,卢押在圣士提反中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,提出创办大学的建议。一位仰慕卢押的巴斯富商摩地首先捐款15万元表示响应。他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筹办工作,主张归并已开办的西医书院和工学院,加设文学院,组成三院制的香港大学。他的建议得到海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,到1909年年底,收到捐款达127.9164万元。1910年3月,大学大楼奠基,他担任首任校长。
建设九龙水塘
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。日本轮船“二辰丸”运载军火到广州,被广州当局查获拘留。日领事提出抗议,要求广州当局鸣炮道歉,广州市民对此极为愤慨。香港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,于是香港中国居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,并捣毁售卖日货的商店。1909年,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:交还威海卫给中国,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。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。威海是1898年7月1日,经清廷庆亲王奕劻、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“威海卫租借专条”租借给英国的。租期25年。1930年4月18日,中英在南京签订“收回威海卫协定”后收回。这一时期,九龙方面的公共建设进展很快,红磡兴建了一座发电厂并向九龙供电,九龙水塘亦建成,储水量达3.5亿加仑。其后,增修副塘,储水量1.85亿加仑。卢押任职期间,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。[1] 

卢押纵烟禁烟之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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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,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,取得香港的管辖权,便将香港视为基地,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,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,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。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.76万元,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,鸦片税收占到1/4。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,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,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,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。至于俱乐部、酒楼、妓院、银行、米行、保险公司、南北行中,都设有鸦片烟床。至于转移至内地的,就更不用叙述了。
到了卢押时期,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。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,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,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,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。他说:我在远东,曾晤见各领事教士,及各朋友,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,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,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,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,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。我诚不明其何居心。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,与之讨论禁烟问题,彼之持论谓,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。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,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,你亦愿为是娱乐否?他答云:如此又当别论。在己受害以为不可,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,存心如是,岂得谓平?我深知烟毒之害,不只可以伤身,并且可以亡国,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。以仁人的用心而论,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,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。
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,便“不只可以丧身,并且可以亡国”的核心问题,同时尖锐指出“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”,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。可是,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:一为如若禁烟,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“40万元”的利润;一为如若禁烟,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。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,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。
主张禁烟的主流派,出发点是人道主义,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,动机却是“税饷”与“财力”。这样鲜明的对照,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,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。可是,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、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,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,更何况英国人呢!
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,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,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,决议反对禁烟。香港总督卢押将下述内容转达英国政府:香港公众意见,不赞成立即禁绝,以贬损香港之权利,但若果假以时日,逐渐推行,则为众人所赞许也。
这个决议在5月29日的定例局会议上,获得议员士刁活的狂热支持,华人太平绅士何启也立即附和。
但是,与此同时,英国下院通过决议,要求卢押采取步骤,迅速废除香港等地实行的鸦片烟馆持照营业的制度。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,1909年卢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烟膏的国家出口烟膏,并将年煮烟的限额由1200箱降至900箱。

卢押一波三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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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7年7月28日,卢押到任。12月,到圣士提反中学主持颁奖礼,他致词时说: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,但尚欠缺一间大学,实属美中不足。希望热心教育的人士,致力创办一间大学,为社会培育人才,建设香港。他认为,香港已经具备了建大学的条件。
据元邦建所著《香港史略》介绍,英国占领香港以后,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,主要活动中心,限于商业交易,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关心,所以有人称港英政府是“商业政府”。香港最早的一间英文书院是1843年从马六甲迁过来的,这所英华书院,由英国教会人士主办。同年,另一所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在港岛中环开办。香港真正有一所官办学院是1889年创立的中央书院,后来改名为皇仁书院。香港还有一所学校是中国人于1843年办的九龙义学。到了1866年,全港只有16所学校,学生人数1870人,而且全是英文学校。后来,陆续又兴办了一些中小学校。1891年,华商刘伯铸觉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,只有英文学校而没有中文学校,“实属不当”。便发起开设中文学校——育才书社。以教中文为主,英文其次。1906年,在弥敦任总督时曾举办过一所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,翌年改为香港工学院。
卢押上任前的十年,即从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,教育处于衰退和停顿状态,学校不但没增加,反而减少了。1896年全港也只有学校120间,学生7301人。到1906年,学校只剩下85间,在这种情况下,卢押提出创办大学,是难能可贵的。
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,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,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,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。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。
卢押估计,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,另外还要建筑、设备费用,政府只可拨给土地,款项无法支付。所以,1908年3月18日,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。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,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。会上,选出筹备委员8人,主席一人,共9人。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,委员计有:律师兼医生何启(华人),总医官爱建臣,工务司翟咸,状师普乐,皇仁中学监督胡礼,医生谭臣,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。
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,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,呈给卢押审阅。报告书说,全体委员认为,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,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,无法筹集。
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,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,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,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,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。
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,何启提议,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,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,经费是不必忧虑的。
根据何启的意见,卢押提出,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,就可成立一间大学。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,开支问题便可解决。么地氏捐出18万元,再加上其他捐款,就可兴建校舍。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,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。
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,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。但是,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,筹委会曾经宣布,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,才可收集捐款。现在所筹得的捐款,距离11万英镑尚远,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。
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,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,大学就可以开课,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,那么,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。
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,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。答应文科、理科、医科和工科全设。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,计有何启、刘铸伯、吴履卿和郑卓楷等。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,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。不到半年,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。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,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,纷纷寄款捐助,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。
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,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。么地不甘示弱,增加捐款至28万元,保持捐款首席。
团体方面,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,捐出了四万英镑。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。
1910年3月16日,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,由卢押亲自主持,并自任校长。
1912年3月11日,香港大学正式成立。最初开办医科、文科、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。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,医学院学生21人,文学院学生20人。全校只有72名学生。
香港大学兴建时,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,截至开幕日,共收到捐款147.7万元。
香港大学创立初期,以英国曼彻斯特、列兹、利物浦、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,制定法例,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,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,评议会成员17人,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、助理副校长、教授、全职讲师及教育司。英语为教学语言。
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,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。
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,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,命名为卢押道。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,全属峭壁,只好建立一条栈道,成为香港八景之一,名曰“天桥雾锁”。香港大学教学楼“卢嘉楼”、宿舍中的“卢嘉舍”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。

卢押带来生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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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押任内,香港经济比较活跃,华人企业迅速发展。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。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,直到现在,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。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。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。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。在食品饮料方面,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,规模虽然不大,资金也不是太多,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,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,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gfgfhgfhfghfghfg
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,但是,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,强逼清政府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,把新界划入香港,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。新界的名称,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,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,面积约975.1平方公里,农田约四万五千亩,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/3,与南九龙连成一片,甚为可观。这片宽广的土地,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。新界原为农业区,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。
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,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。1907年,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: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。弥敦确实很有远见,经过八十年的发展,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,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。
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,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、劳动力的流入。这时,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。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,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,不久,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,一批前清遗老,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,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,携资带员流入香港,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。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、澳洲、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,在香港停留定居。他们带来了资金、设备和管理经验,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。

卢押种族歧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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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押上任的第二年,1908年9月,在香港的报纸上,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,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。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《南华早报》。信件的大意说,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,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,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。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,另设西方人座位,以分别中西界限,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。《南华早报》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。
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,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,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
此信刊登后,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,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。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《南华早报》,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。他的信函说:“贵报十九、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,立论荒谬已极,不得不辞而辟之。近日有一种外国人,初到中国未久,即忘其本来天良,奇想百出,自高自傲。当其未离祖国前,家中一切杂务,如刷鞋、扫地、洗涤碗碟等工作,多自料理,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。来到中国后,不及数月,则气象顿更,妄自尊大。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。此二君者,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。此等西人,华人皆欲速去。请问此二君,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,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?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。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,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。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。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,划分中西界限,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。吾忠告二君慎之,毋再为此谬言也。再者,前者毁谤华人者,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。近日中国民智日开,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。”
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,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,写信在该报诡辩说:“阅李惠霖复函,语近闪烁。查自开辟香港以来,至有今日者,皆英人之功也。吾是指全国人而言,非指个人而言。吾请李君直接答覆,不可支吾其词。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,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,其功之高又若何;英人输纳之赋税,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,功又若何,李君之函,以英国因运鸦片入中国战胜而得香港,引以为耻,然而非此之战,香港何得为英属乎?因鸦片与中国决战之事,以为可耻者,只英国国内一部分之人而已。”
苏格兰人的信件发表以后,李惠霖很快复函驳斥,信函说:“苏格兰人之信,殊欠情理。盖吾人各有意见,各可抒发自己意见。不能强人意见如是,他人未必如是,况亦与现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,问题相离太远。苏格兰人之意见虽如此,我华人之意见,未必为其所移也。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?华人之功若何,此可听之,吾人应置不理。华人的金钱为英人取去者,已不知多少矣,苏格兰人其亦思之乎?不有华人的工商及华人的资财,则英国商务又何能若是其发达。”
李惠霖信件中所阐述的观点,反映了占香港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、维护民族尊严的心声。明确“太平绅士”职责
有人称,“太平绅士”是英国侵占香港后出现的土特产。该名词由英文JusticE oF tHE pEacE翻译而来,是治安官或治安委员的意思。1843年,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组织了治安委员会,任命了第一批治安委员。当时翻译把治安委员译为“太平绅士”,这种译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。
香港最高的山峰叫香炉峰。一百多年前,“海盗”张保仔带领人马住在山上,在山下设立东西营盘,利用山峰作瞭望台,海上有商船经过时,就扯起旗号通知山下营寨,出动船只去截拦,所以香港人也把香炉峰叫做扯旗山。英国人占领香港后,仍然利用山峰作为扯旗指示船只进出港口,扯旗山名字继续沿用。但是,香港人多半称扯旗山为“太平山”,大概翻译受山名影响,把治安委员译做太平绅士。一百多年来,香港从未有过太平,叫作太平山,只是山下居民的一个祈望。
早年的太平绅士,是由港府英国官员兼任,称为官守太平绅士;由英国商人担任的太平绅士,称为非官守太平绅士。在非官守太平绅士中不少竟是武装走私的鸦片商。开埠之初太平绅士的职责,表面上是管束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。那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,在香港及内地,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活动不断发生。太平绅士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英军及警察维持殖民统治秩序,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。
早年的太平绅士对香港政治有一定影响。最初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就是由太平绅士提名推荐的。到19世纪下半叶,太平绅士除了维持殖民统治秩序,还参与许多行政事务。
第九任港督宝云于1886年颁布的《维持治安条例》中,赋予太平绅士极大的权力。条例宣称在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时,太平绅士有权命令在场及当地其他人协助维持秩序或拘捕扰乱者。拒绝协助者,要受一定程序审判处分,课五十元以下罚金或三个月以内监禁,而且,无论有无搜查证,太平绅士都有权自由进入民宅搜查嫌疑犯。
到了卢押在任期间,1908年2月发生了“二辰丸案”。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,用日本轮船“二辰丸”运抵澳门海面,被清军舰只缉获。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,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,竟赔偿其所谓损失,并鸣炮谢罪。上海两广同乡会、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,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。香港同胞积极响应,组织了“振兴国货会”,大力抵制日货。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。出售日货的商店,橱窗被石块击毁,囤集的日货被搜出焚烧,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。爱国同胞还组织了“敢死会”等组织。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,存放着大量日货。“敢死会”将货仓包围,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。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,开枪打伤数人。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。但是,爱国同胞群情激愤,“敢死会”依然四出活动。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,要求有效地镇压。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,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《维持治安条例》的有关规定,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,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:
(一)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,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,拘拿犯人,以保治安,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,监禁三月。
(二)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,着其即行解散,不听则拘之于禁,监禁三月。
(三)除日用手作器具外,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,倘有违犯者,监禁六月。
(四)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,兼可判以鞭笞之刑。
(五)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,并搜查军械。
(六)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,或阻人购买货物,则拘控罚银五十元,或监禁三月,或监禁罚款兼行。
(七)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,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,将其递解出境。
根据这些规定,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。后来,在香港大罢工期间,太平绅士曾再次站在广大中国爱国居民的对立面,承担过检查邮电、报纸新闻等事务。不过到了后来,由于警力增强,“太平绅士”这个称号与“太平”(维持治安)二字已经没有什么联系,仅仅是港英当局赐予的一种荣誉头衔罢了。
限制辛亥革命在港影响
经过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和思想酝酿准备工作,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,各省纷纷响应,先后宣布独立。清政府迅速解体。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,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,多数香港华人都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。据当时香港《德臣西报》的消息,每100个香港华人中,有99个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,“75%是狂热的、不顾一切的同情者”。
11月9日,广东宣布共和独立,香港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工作。新政府刚刚成立,面临财政困难,香港华商踊跃捐款支持。广东政府财政司长李煜堂到港筹借资金,很快筹借资金近百万元。
11月12日,香港华人关闭店铺停业举行庆祝活动,据报载,这次庆祝活动,光燃放鞭炮即花费10万港元。港人由清政府的被推翻和革命的发展而激起的狂热情绪,可以想见。
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,港府十分不安。面对香港广大民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,总督卢押既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,表示理解民众的情绪,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恐惧,因此,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,防止中国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危及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。
港督卢押对辛亥革命及香港华人的表现所持的态度,余绳武、刘蜀永先生主编的《20世纪的香港》一书有如下记述:
11月6日,香港华人为武昌起义成功举行庆祝活动时,卢押即派出一支特别的警察巡逻队在各个街道巡视,防止骚乱。他本人整个晚上守候在电话机旁,与警察保持联系。卢押准备,一旦发生骚乱,立即派巡逻队前去制止。
当卢押获悉香港华人准备举行活动庆祝广东宣告共和时,于11月11日将立法局的两名华人议员何启和韦玉请到督宪府询问。韦玉解释说:在香港,人们的感情很容易倾向共和派一边,不可能制止举行活动,而且这种活动仅限于燃放鞭炮两小时和关闭店铺。卢押当即表示反对举行任何活动。他指出:不能正式承认共和国,其地位尚不稳定。同时,猜想北京易帜而自发举行活动是可以原谅的,当局可以视而不见,但对违反法律的事情,不能再次视而不见。经过何启和韦玉反复解释,港督最终决定,命令华民政务司就庆祝活动一事发布通知,允许11月1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燃放鞭炮,以庆祝广州避免了流血。
香港政府对香港华人与广东军政府的紧密联系充满猜忌和不满。获悉香港华人组织一个旨在恢复贸易的委员会的消息后,港督卢押借机于11月19日召集香港华人领袖在督宪府开会,表明港府对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种种问题之态度。
卢押表示,他注意到大多数负责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华人同情革命运动,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。如果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和种族,他们同情它是正确的。卢押表示,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,但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,政府的态度不容易忽视。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,看是否超越了界限。
卢押说,他听说过去数天成立了两个与广东事务有关的委员会,由于其目标为重建贸易联系和结束过去数周灾难性的萧条,他完全支持这些组织。但卢押又说,它们关心的是纯粹的中国政治事务,目的是促进革命,它们不应该在香港落户。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在广州举行,打算出席这些委员会的中国臣民应该在那里去做。
卢押还说,一个英国殖民地应该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。只要与英国订有条约的清政府仍在北京行使权力,而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又已建立,就会使英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地位。如果有人提出在香港人们公开支持革命党是真的,不仅北京现存的政府会抱怨,日本、德国等列强也会有理由抱怨,而且强烈要求将此事作为在目前的冲突中支持一方的理由,甚至会偏袒清帝国政府而反对新党。
卢押强调说,他说的这些适用于以任何方式与香港政府有联系的任何华人,特别是立法局的华人议员。
卢押还强调,不应该允许放置标语,也不应该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,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。
武昌起义爆发后,孙中山拟经香港回国,要求英国政府撤消对他的驱逐令。卢押在与何启等华人领袖会晤中谈到此事时说,我刚刚收到朱尔典爵士的电报说,孙中山要求撤消禁止他在香港登陆的命令。我不反对这样做,但条件是,他不在这里定居,亦不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,因为他可以在广州做这些事情。
1912年7月4日,梅含理抵港,就任第十五任香港总督。任职后期,患心脏病,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,去加拿大温哥华休养,不料病情恶化,1919年1月27日电请提前退休,被批准,由辅政司史云署理总督。[1] 
参考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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